（继续更新，本来想年前更新完的，但现实中实在太忙了……目前已经确定，要在正月十五的万家灯火下飞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出差一个月，争取在这之前完结撒花）

老公，我没有想到，你和李凯大哥说的那个政策，会来得那么快。

那是2013年8月的一个晚上，《新闻联播》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。播音员用一如既往专业的口吻，播报了国家刚刚下发的文件：《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》。节目里说，这是国家第一次专门针对防止冤假错案出台的指导意见，强调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，法官、检察官、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，还要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。

因为纪律要求，食堂里的每个犯人看起来都很平静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其他人应该和我一样，心里都在翻江倒海了。

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去阅览室继续复习司法考试。回到监室，我觉得每个姐妹的目光都在盯着我，仿佛带着什么期盼。

桂兰姐满脸神秘的走到我身边，眼睛瞪得溜圆：“松梅，今天新闻说的意思，是……以前那些冤案，能翻吗？”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声音都在抖，“松梅，你懂法，你快给我们说说，这文件到底啥意思？是不是判错了的，能改判无罪？减刑是不是也能多点？”

我努力让自己声音稳一点，慢慢给大家讲：“这个文件主要是防错、纠错。重点是以后办案不能刑讯逼供，不能搞‘留有余地’的判决，证据不足的要坚持疑罪从无……以前的案子，如果确实有问题，检察院、法院可以依法复查，检察院认为错的可以抗诉，法院可以再审。”

话音刚落，秀兰姐就红了眼圈：“那……那我这案子呢？我当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你之前不是说，我这是正当防卫……现在政策变了，能不能改判？”

1315也凑过来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松梅姐，我判的十五年……我老公说当年为了破案指标，硬把我供词往重了逼……这文件出来，我是不是也能申诉？”

姐妹们七嘴八舌，眼睛全亮了，像在黑暗里突然看到一扇窗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尽量用最简单的话告诉她们：“以前的案子……如果咱们觉得有错，可以写申诉材料，或许向检察院驻监所检察室去反映也可以……但是，具体怎么落实，还是要听管教的安排……法院、检察院如果复查发现确实错了，是可以依法纠正的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被一群姐妹们围在中间，像开小课堂一样，为她们解释“疑罪从无”“非法证据排除”“办案质量终身负责”这些词。晚间自由活动时间也异常安静。平时爱打牌的姐妹不打了，爱跳绳的也不跳了，大家都埋头写材料。桂兰姐的申诉写得最长，让我帮她改了好几遍。

秀兰姐也写了，我帮她整理了材料，重点写了“证据不足”“疑罪从无”这些新政策强调的观点。

没想到，秀兰姐的申诉是第一个收到回音的。驻监检察室介入复查，认定原判量刑确实偏重，加上她在狱中表现突出、积极改造等情节，法院启动再审程序，改判为过失致人死亡，她在10月份就出狱了。

秀兰姐出狱那天，我没赶上送别的时刻。因为那天下午我们正要去上工的时候，王管教把我叫到一边，低声交代：“夏松梅，下午跟我去入监队，给新收的罪犯上一堂认罪悔罪教育课。你把刚进来时的想法和现在的感想准备一下，重点突出‘认罪伏法、积极改造’。”

我心口一紧，应了声“是”。

将近一年以来，现身说法已经成了我的“保留节目”。监狱领导觉得用“身边人教育身边人”效果好，可我每次站在讲台上，都像在给自己上刑。我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，却得站在讲台上一口咬定“我故意杀人，罪有应得”，每一次“认罪悔罪”，还要尽量发自内心，我就觉得心就像被钝刀慢慢地割。可我不能不讲——不讲，就会被认为“思想不稳定”；讲了，又觉得自己像在亲手把自己的清白埋进泥里。

下午一点半，我跟着王管教往入监队走。路过体检室时，门恰好半开着，一个女法医的声音传出来，带着点不耐烦：“下一个！把衣服全脱了，快点！别磨蹭！”

我下意识往里瞥了一眼——就一眼。

北方的冬天零下十几度，体检室里暖气不足，一个瘦得像纸片一样的女孩站在检查台前，身上没有衣服。女法医正在给她做常规检查，语气冷冰冰地随口问道：“怎么就穿了这么薄的棉衣棉裤，里面怎么什么都没穿？从看守所来的时候，没买保暖内衣？”

女孩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带着哭腔：“报告管教……我……我在看守所没舍得买贵的……就买了最便宜的棉袄……想省点钱……里面……里面的都没买……”

女法医皱眉：“省钱也不能这么省，冻出病来谁负责？赶紧检查完，去领厚衣服穿上。”

女孩低着头，却没有出声。我心猛地揪了一下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一年多前的自己——刚入监时虽然是夏天，但似乎同样瑟瑟发抖，害羞又无助，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。

王管教回头催我：“走啊，愣着干什么？”

我赶紧收回视线，低头跟上。可那个女孩瘦弱发抖的背影，已经像钉子一样扎进了我心里。

到了入监队的大教室，新犯人们已经按要求坐好，军姿笔直，双手放膝，眼睛盯黑板，那上面写着四个大字“认罪悔罪”。

管教清了清嗓子：“今天请第8监区13监室的夏松梅同改给大家做现身说法。她刚入狱时也跟你们一样，抵触、迷茫甚至不服管教，但通过学习改造，思想有了很大转变。现在是咱们监狱的文化教员、普法先进个人、改造标兵。夏松梅，你来讲。”

我走上讲台，先鞠一躬，声音尽量平稳，语言尽量朴素：“我叫夏松梅，2012年6月入监，判的无期徒刑，罪名故意杀人。”

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案情以后，我接着说，“拿到正式判决，刚进来的时候，我跟大家现在一样，觉得天塌了。觉得自己冤，觉得法院判错了，整天想着申诉、翻案……脾气很倔，和管教顶嘴、和同改吵架，一周内就被关了两次禁闭。”

我顿了顿，强迫自己把最难的那句说出口：“但后来我慢慢明白，法律就是法律。无论我的动机是什么，我也不该杀人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，这就是犯罪。无论我主观上有多么不甘心，我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，伤害了被害人家属，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。”

说到这儿，我听见自己声音有点发抖。讲台下，有人因为我反抗强暴、杀人判刑的“故事”低头抹眼泪，有人死死盯着我，像在追问：你说的话，自己信吗？

我继续往下说：“监狱是惩罚犯罪的地方，更是改造人的地方。只有真正认罪、真正悔罪，才能放下包袱，才能有出路。我现在每天学习知识、参加劳动，帮主同改们学习文化课和法律知识，就是想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愿意为自己的罪行负责，愿意重新做人。”

说完这套“标准教材”，我低头沉默了几秒。

王管教这时接着说，“从现在起，大家和夏松梅一样，都是来这里接受改造的罪犯。我要问你们，这是哪里，你们要怎么回答？”

“监狱。”台下的新犯们齐声答道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罪犯。”

“大声点，声音洪亮、整齐！”

“罪犯！”

“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！”

讲台上的我，也条件反射似地一起回答着，但目光一直在寻找刚才经过体检室时注意到的那个女孩，发现她已经换上了冬装囚服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也在注视着我。

王管教继续说：“松梅刚才说得很好。现在进入交流、讨论环节，大家对今天的学习内容进行讨论，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举手，向松梅提问，让松梅过去解答，她站在服刑人员的角度，回答的内容可能对你们更有帮助。”

问题一个接一个抛上来。我机械地回答着，目光却忍不住看向那个女孩。

我借着回答其他同改问题的间隙，慢慢往她那边挪。等大部分人都散开后，我在她身边蹲下来，低声问：“还冷吗？”

她猛地抬头，眼眶瞬间湿了：“不冷了，老师……”

我被她逗笑了，“什么老师，叫我同改就行。”

“我叫夏松梅，不知道咱们以后会不会在同一监区，如果会的话，有事你尽管找我。你叫……”

还没有等到她的回答，管教已经点我的名字，“夏松梅，和我回监区。”

我不舍地拍了拍女孩的手背，转身离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她不是新来的犯人，而是两年前那个坐在血泊里、抱着膝盖发抖的自己。

时间很快到了11月上旬，王管教又把我叫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夏松梅，马桂兰今天有提审。原审法院要提审她。你帮她准备一下材料，整理整理思路。”

我心猛地一跳。提审——而且是原审法院的人亲自来监狱提审。这在以前几乎没发生过。通常申诉材料递上去后，要么石沉大海，要么等驻监检察室慢慢核查，最多也就是驻监检察官叫去谈话，很少见原办案单位提审。

桂兰姐那天上午照常去缝纫车间干活，手上却一直在抖。她中午吃饭时，脸色煞白，饭都没吃两口，回到监室就拉着我坐在我的下铺，低声说：“松梅，姐……姐有点慌。刚才管教通知我，下午两点，原先办我案子的那个法院的人要来提审我。姐这心跳得跟擂鼓似的……万一他们是来否定申诉的呢？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手心冰凉：“桂兰姐，别自己吓自己。政策刚出来那阵，上面不是说了吗？对确有冤错可能的申诉，要依法及时复查。原办案单位来提审，说明材料至少已经转到他们那儿了，有人开始认真看了。不是坏事。”

她深吸一口气，勉强挤出笑：“也是……姐就是怕，怕他们又把我当年那套口供翻出来逼我认。姐现在一想起当年大着肚子坐在审讯椅上，在那盏大灯被他们轮番问话，就腿软。”

下午她被带走时，我站在监室门口，看着她被两个管教押着往会见楼方向走。她的背影佝偻着，像突然老了十岁。我在心里默念：一定要有好消息，一定要。她不仅是我坚持等下去的希望，也是我用法律武器帮助的一个弱者。

晚上七点多，自由活动时间，她才被送回来。活动室里，她脸色苍白，眼圈通红。她一找到我，就把我拽到墙角，压低声音，语速飞快，像怕说慢了就憋不住哭。

“松梅，姐跟你说……他们来了三个法官。地点就在监狱的提审室，不是会见室那种玻璃房，是像正常办公室的小屋子。姐一进去，他们就让姐坐下，还给姐倒了杯热水——这在当年审讯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

我心提着，问：“他们问什么了？”

“先让我把当年的事从头到尾再讲一遍，重点强调了你告诉我的正当防卫，特别是无限自卫权。后来他们又问证据。姐把你帮我整理的几点矛盾都说了：第一，当年没有查明我刺他的哪一刀是致命伤，但是没有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；第二，我脖子上有绳子勒痕，法医当时拍了照，但判决书里没提；第三，周浩然有前科，之前就因为家暴被他前妻起诉过，可法院说‘无关本案’不予采信；第四，辩护人提出了正当防卫，可判决书只字没提，也没有明确写明为什么不构成正当防卫。”

“他们听完没吭声，就让我在笔录上签字。临走前，那个带头的法官忽然说了一句：‘马桂兰，当年那案子……我们现在也在复查。你写的这些，我们会带回去核实。如果属实，按照新文件精神，法院可能会启动再审程序。’”

桂兰姐说到这儿，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哭出声来：“松梅，姐……姐是不是有希望了？他们没骂我，没逼我翻供，还说要核实……姐这二十年，头一回觉得，兴许真能翻案……”

我眼眶也热了，紧紧抱住她：“桂兰姐，肯定有希望。新政策就是干这个的——疑罪从无，证据不足就不能定罪。就算不认定无罪，改成侮辱尸体罪，姐，你应该马上就能出去了。”

她哭着点头，又抹了把泪，哽咽着说：“丫头，谢谢你……要不是你帮姐一遍遍改材料、教姐怎么写证据矛盾点，姐哪有胆子申诉啊。姐要是真出去了，第一件事就是，替你去看看你家小饺子……不对，是咱们一定能一起出去……”

我笑着拍她的背，心里却有些酸。桂兰姐的案子终于有了回音，而我的……依旧杳无音信。

2013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三，王管教突然通知我下午有会见，我当时正在阅览室帮其他姐妹整理申诉资料，手里的笔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心跳得像擂鼓。

王管教把我带到会见楼的时候，我腿都是软的。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，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我低声问：“管教，是……是谁来看我？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难得地放柔了声音：“你一会就知道了，今天的会见比较特殊。你表现好，我本来努力争取，想给你安排在亲情会见室，没有玻璃隔着。但是，年底了，亲情会见室实在排不上。不过，你应该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不要太激动，控制好情绪，明白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却觉得呼吸都暂停了，来看我的，应该还是老公吧。我知道，会见楼的二楼是普通会见室，三楼是亲情会见室。我听同改说过，亲情会见室里没有玻璃的阻隔，就像家里的客厅一样，可以和亲人近距离接触。但我这次没有机会和老公亲情会见了，不过也好，我都不知道，如果没有那层玻璃，我该如何面对老公……我该抱抱你吗？还是……

我正想着有的没的，会见室到了。我看到了，老公，是你，但是，你怀里抱着——小饺子，我日夜思念的闺女！

我脑子嗡的一声。从2011年12月30日那天晚上我离家去裕隆酒店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女儿。那时她刚满月，还不会翻身，只会窝在我怀里吮奶，软软的，像一团刚出炉的小奶黄包。我离开家的时候，她在小姨怀里睡得正香，我连亲她一口都不敢，怕惊醒她，更怕自己舍不得走。

现在，她两岁了。

她穿着粉色羽绒服，戴着毛茸茸的兔耳朵帽子，小脸圆圆的，白里透红，像熟透的桃子。她眼睛还是那么大，睫毛还是那么长。她看到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把小脑袋往你怀里钻，双手紧紧搂住你的脖子，小声喊：“爸爸……”

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知所措地愣住了，觉得。王管教在背后提醒我，“松梅，去啊，过去坐吧，我先出去了，四十分钟后来找你。”

我坐下，手心全是汗，抓着听筒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。

你瘦得更厉害了，风衣空荡荡地挂在身上，眼底青黑，像多少个通宵没睡好。小饺子在你怀里，你温柔地对她说，“小饺子，妈妈来了，快叫妈妈啊”。

小饺子眨巴眨巴眼睛，盯着我看。她的小手抓着你的袖子。我隔着玻璃，忍不住把手贴上去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：“小然……我是妈妈……是妈妈啊……”

她没动，只是歪着头看我。过了好几秒，她忽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也贴到玻璃上。

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

你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，带着鼻音：“小梅，你还是别叫她小然了，我们现在都叫她‘小饺子’，你忘了吗？这是你给她取的名字啊，还没怀上她的时候，你就取好了……她的学名，还是你取的‘夏忆然’。”

你为了活跃一下气氛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现在都把小饺子抱怀里了，再叫她‘忆然’是不是不太合适、不太吉利了……不过，先叫这个，等你回家，咱再慢慢讨论改名的事吧。”

“她一直问妈妈去哪儿了。我跟她说，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，要做好多好多事情。”你接着温柔地说。

我拼命点头，不敢说话，怕一开口就哭出声。

小饺子大概回忆起了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妈妈，忽然把脸凑近玻璃，鼻子都快贴上了，小声问：“妈妈……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向阳花，我种的，爸爸说，开了，妈妈就回家，可现在，都落了，妈妈还是，不回家……”

她的声音奶声奶气的，我哽咽着，挤出笑：“妈妈……妈妈过年吃饺子的时候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妈妈给你包饺子，三鲜饺子，里面虾仁，有鸡蛋，有韭菜……对了，妈妈看到你太高兴了，妈妈都忘了问，你最爱吃什么馅的饺子？”

她眼睛亮了一下，又黯下去，小嘴瘪了瘪：“可是……小饺子，现在就想，要妈妈，要妈妈抱抱……”

她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她的羽绒服上，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哭得撕心裂肺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”

其他前来会见的罪犯家属看着我们，有同情，更多的是不耐烦。你努力地安抚着小饺子，我也连忙起身，对玻璃外的家属和玻璃内的同改们连连鞠躬道歉。你把她抱起来，轻轻拍着背哄：“饺子乖，妈妈在忙工作呢，很快就回家……咱们别哭了，好不好？”

小饺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小手隔着玻璃乱抓，像要抓住我。我把额头贴在玻璃上，泪水糊了视线：“小饺子……妈妈爱你……妈妈最爱你了……等妈妈回家，抱抱你，亲亲你，再也不走了……”

还好，小饺子很快就平静下来，管教没有因为这个突发的变故叫停我们的会见。小饺子哭累了，趴在你肩上。你一只手抱着孩子，一只手贴在玻璃上，“小梅，你的申诉……已经递到省高院了。政策还在发力，上面最近又开了几次会，专门讨论像你这样的案子，就是这种‘留有余地’的判决。别怕，我们还在努力，还有希望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，发现自己在这样宝贵的会见时间里，竟然不知道说什么了。

你低头亲了亲小饺子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妈妈说过年就回家，咱们信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小饺子抽抽搭搭地嗯了一声，又把小脸转向玻璃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……过年吃饺子……要回来哦……”

我拼命点头：“一定……一定回来……”

时间到了，你站起来，抱着小饺子最后贴近玻璃。小饺子伸出小手，最后抚摸了一下妈妈的样子：“妈妈……爱你……”

门关上了。

我坐在那儿，抱着听筒，哭得像个孩子。玻璃上小饺子小小的手印，慢慢淡去，像一场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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